품팔이 노동자 이야기

吕途，"打工者的故事" 강연록 원문

아래는 지난해 여름있었던 뤼투(吕途) 선생님의 강연록이다. 2억9천만 명에 달하는 중국 품팔이 노동자들의 상황을 자신의 연구 여정을 중심으로 솔직담백하게 이야기하고 있다. 일단 원문을 올리고, 천천히 번역해보려고 한다.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打工者的故事。

2003年我刚博士毕业不久，在国外生活，我接受了一个国际研究项目的邀请，回到北京来做调研。我找到了当时在北京为工友服务的一家公益机构，叫北京工友之家，他们当时在海淀区的肖家河。我找到他们，跟他们的新工人艺术团去建筑工地为工友们演出。

▲ 新工人艺术团演出，2006年。

后来工友之家搬到了北京的皮村，在那里创建了一所同心实验学校，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至今这所学校还幸存着，为一万多名流动儿童提供了教育机会。

2005年冬天，我到同心实验学校找机构的负责人之一王德志做访谈，当时他手里拿着喷枪在烤暖气片，太冷了，暖气冻住了，如果不及时把里边的冰块化开的话，暖气片就会冻裂，孩子们就会挨冻。

我拿着纸笔，低头看着我手里长长的问题单，然后抬头看着王德志手里拿的喷枪，我觉得特别尴尬，我觉得即使我的研究做好了，我的书写出来了，我的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我不觉得我的研究对这个群体有什么帮助，我不觉得我可以帮到这些孩子。那我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 2005年8月，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创办。图为同心实验学校学生，2007年12月。

机构另外一个负责人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些研究人员来研究我们，就像是拿着照相机来给我们拍照，你们看到的我们只是相框里的这个片段，并不是真正的我们。

这样的一段话是我改变的一个节点。我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想做有用的研究，我需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2008年1月，我成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员，也住到了皮村。我们机构的同事跟皮村工友的居住条件是一样的，几平米的出租屋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屋里边没有做饭的地方，就在外面搭一个棚。睡觉的地方就是下面垫着砖头，上面搭一个床板。

这样辛苦的条件，这么对付着生活，大家为什么可以忍耐呢？我当时就很疑惑。后来才知道，大家可以这样坚持、可以这样忍受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觉得在皮村是暂住，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但是我就产生了一个追问：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暂住吗？如果离开，我们会去哪里呢？

基于刚才那样一个追问，我就发起了一个调研：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调查。

我们当时访谈的是学校的家长，因为家长对我们很信任，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那是2009年，那时候家长的平均年龄已经38岁，现在10年过去了，他们48岁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打工的第一代。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他们在北京已经平均居住了7年，在皮村也居住了超过4年以上，有为数不少的人已经在皮村住了5年甚至10年。在一个地方住4年、5年、10年，它不是暂住。

▲ 2009年北京皮村打工者居住稳定性统计。

我们接着又追问了这样两个问题：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65%的工友都回答：我要回老家。我又接着追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只有9%的工友回答：回老家。也就是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

▲ 2009年北京皮村工友访谈：关于未来。

但是我的追问又来了，当初我们之所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就因为农村农业无法维持生计。那么将来有一天，在城市待不下去了然后回到老家，那个时候老家还回得去吗？

这样的一个追问就促使我继续进行调研。我做了城乡对应的调研，就是在城市访谈一组工友，然后回到他们的老家访谈他们的家人。

这是我访谈的一位工伤工友，他和妻子一起在深圳打工，夫妻都在深圳，但是他们的出租屋里边只有一张单人床，因为他们一个人上白班，一个人上夜班。

这是我在广州番禺拍的一张照片。小小的出租屋，我比较高但是我不胖，然后也就只能这样勉强走进去，里边一个台子可以用来做饭，旁边就是上厕所的地方。

看到这样一个空间，我心里边特别悲哀，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边，我们吃饭、睡觉、拉屎、撒尿，完成基本的生理功能。目的只有一个——第二天到工厂里边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城市是这样的，农村又如何呢？这是我在四川邻水拍的一个照片。

大家都知道，农业生产很难维持生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粮价只涨了三倍，但是房价涨了一千多倍。粮食生产、农业生产很难维持生计，有的时候会赔本，因为现在我们大的自然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分田单干之后水利设施又得不到维护。前几天我们工大学员发了一些照片，他妈妈在地头哭，颗粒无收。

这样一个情况，人们还是会在老家盖这样一幢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男孩子要想结婚的话，如果你没有这样一幢房子，你连相亲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我们一个工大学员，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哥哥就凑钱盖了这幢房子。虽然房子盖起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还都是单身。这就是房子里边的情况，成了老鼠窝。

这个漂亮的房子里边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和8岁的小孙女。

打工者中，如果没有条件把孩子都带在身边的话，往往会把儿子带在身边，而女儿就成为留守儿童。农村的老人呢？我在贵州遵义访谈的这位老人70岁了，他说我有四个儿子，有一个已经失联了，有两个在南方打工，最近的一个在贵州，但是他回家也要三个多小时。

大家都知道农村小学在消失，医疗所、设备在消失，村庄在消失，说回农村去养老，怎么养老呢？

所以经过这一年的调研，一年的总结，我的研究发现就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这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状况。而处于这样一个状况中的人数却是非常庞大的。

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份发表的统计报告，2017年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是2亿8千7百多万，这中间有8600多万的制造业工人。

2011年的时候，我在重庆的富士康访谈了一位女工，她不到20岁，上护校职高，生病了，本来想休学，后来就辍学了，辍学了以后到富士康打工。我访谈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工作9个月了。

她告诉我，她说这个月我一天休息日都没有，我已经加班了一百多个小时。我就问她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呢，她说无论以后打算是什么，我肯定不会在富士康，因为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们也有五千四百多万的建筑工人。也是2011年，我在河南的农村访谈了一位建筑工人的妻子，她在农村照顾着孩子，种着农田。她告诉我，她说我一年最多见丈夫一面，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5400多万的建筑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有5000多万不能团圆的夫妻和家庭。这中间我们还有2千5百多万的家政工，他们每天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和老人，但是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老人。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的创造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代价之一就是6877万留守儿童，稍微幸运一点的跟着父母来到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一共3426万。那么他们真的稍微幸运一点吗？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有一天我们一位六年级的老师发现一个学生两天都没来上学，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找他，最后在皮村街上的超市里找到了他，他已经在那里上班了。

他说如果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了，没有北京户籍，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送回老家去念书。为了不一个人回老家，他就主动选择辍学。

我们刚才提到的打工第一代，他们很多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有5000多万。当时他们有一个假想，就是说我在城市打工，然后有一天我会回到老家，但是这5000多万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吗？

他们没有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过去回不去，如果不去好好建设它，我们为什么会想象今天和以后可以回去呢？所以这些年纪大的工友可能被拒绝进工厂，那么他们就在建筑工地，做拾荒或者是任何其他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如果说这样数量庞大的工友付出了青春和血汗的话，还有非常数量庞大的工友，他们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工伤和职业病的受害者。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发生在皮村。因为我们现在是网络培训，所以工友可以在网上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位工大的学员是一位木工，那天我们网络周会开始了，该他发言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今天没办法讲学习的内容，因为今天我的一位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打断了。当时我们就赶快去找那截断指，但是他的手指已经被立刨打得粉碎，跟锯末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了，地上只有滴滴的血迹。他只有20岁，他不会拿到工伤赔偿，因为在我们皮村几乎没有工友是有劳动合同的，更没有工伤保险。

其实在我们接近三亿的打工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工伤保险，很多人受了工伤以后需要走非常漫长的法律程序去争取工伤赔偿，有的时候要一年甚至更久。最终如果你真的很幸运，成功了，我认识的一个工友，他的一根断指赔偿了两万块钱。

前面的讲者也提到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我去罗马尼亚探访那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爸爸妈妈不像我们是从农村到城市，在罗马尼亚，城市也难有就业的机会，所以他们会去欧洲的其他地方打工，比如去意大利。

跟中国的爸爸妈妈一样的是，他们也会把自己一辈子挣来的钱，甚至预支自己的收入去在农村老家盖一幢空空的大房子，期望着有一天可以回去。

▲ 罗马尼亚农村。

我们今天能够忍受，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臆想上面、假想上面，那我们既不会拥有现在，更不会拥有未来。

▲ 罗马尼亚的留守儿童，2012年10月。

但是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什么导致的呢？我觉得这就是资本的逻辑，我们被它深深地套住了。

我看过一本书叫《劳工的力量》，讲述了1870年到1990年这一百二十年间资本如何在世界游走。1910年，汽车产业资本在美国制造了最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加了，工人的力量强大了，工会建立起来了，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了，资本就逃走了。

他们逃到了西欧，同样的故事在西欧展开了，然后资本又逃走了，逃到了南非、逃到了南韩，在1990年代来到了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

但是资本的逻辑只有一个，就是牟利，它不是为了这个社会健康地发展，当它剥夺了社会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之后，它会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废墟。这就是美国的底特律。

在中国也在发生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可能我们的资本转移不是一下子逃到国外去，而是从沿海逃到内陆。我们现在在广州、在深圳、在天津，都可以看到资本撤资撤厂之后留下的空空的厂房和楼房。

这样的一个现状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大的视野、宏观的视角，但是落实到现实中，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只能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做这个研究也是这样一个目的，我可以和工友一起去看清楚现实，然后才去思考有没有可能改变。

最后我的书终于面世了，但是我的预期并没有实现，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工友没有时间、也没有习惯去读书。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听到他们的反馈，所以我就把书送给他们。

这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苏州工友家园我们一起开读书会，当时现场有20多个工友，他们的反馈给了我特别大的冲击。20多个人，我数了，16个人是这样一种反馈：这个社会挺公平的呀。

啊？是吗？然后他们说即使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即使不合理，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一种反馈，这样的一种冲击促使我继续做研究。

▲ 苏州工友家园读书会，2012年。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都被管得服服帖帖，那么服从呢？工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资本文化和工厂文化共同作用，达到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就要研究工厂文化的这个问题。

开始我想着还像第一本书那样，跟工友做访谈，因为我有很多工友朋友，我就说咱们一周见一次面，做好记录，你到时候告诉我工厂里是什么样子。到了周末，我们就见面。

但我不知道该提什么问题，因为我没有在厂子里面待过，他也不知道我在问什么，觉得我很莫名其妙。说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们工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发生了什么，就是那个样子呗。这也让我明白了，文化是不能通过访谈去研究出来的，文化只有通过体验。所以我就进厂做了女工。

▲ 苏州某工厂流水线，2012年5月。

因为不敢用手机，这张照片拍得很模糊。这是2012年5月份，我在苏州一家台资厂的流水线上，车间里四条流水线，这是我工作的那个流水线。

我们线上大概有13个工友，前面隐隐地可以看到的那个蓝色的，是第一个工位，他的工位是印刷。四条流水线的第一个工位都是非常年轻的男工。他的工作台上会摆着几个气味非常刺鼻的瓶子，我们都知道那个瓶子的药水是非常有害的。

这是我上游的工位，她是一位中年妇女。四条产线的这个工位也一定都是一位中年妇女，因为她的台子上也会摆着一瓶刺鼻的药水，她会蘸着那个药水去擦电脑前框上的油渍。

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这样的一些药水会导致不孕不育。如果是非常年轻的男性和已经生过孩子的女工，受到这样的伤害反正也看不出来。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每天发生了那么多的工伤和职业病，其实都是一种故意伤害。

这个是我的工位，我的工位就是贴标签。我是上夜班，12个小时。不允许坐着，也不给你凳子，休息的时候也没有凳子。我数了一下，这8个小时里我贴了2620个标签，平均11秒贴一个。

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都要排得整整齐齐的，被车间主任训斥，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提问的权利。所有的这些工位都太简单了，只要你四肢健全都可以去做，所以我们毫无价值，随时可以被替代，随便可以被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

当这样长期地被贬低之后，其实最后我们自己也会贬低自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刚才我说到了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这个全部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工作，也包括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自己回不去，知道住不进去，但是会盖那么一幢空空的房子。我们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孩子？我们的消费文化、我们的业余生活怎么样度过？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生活。

我在打工的时候住在女工宿舍里面，我那个车间是没有休息日的，但是为了知道周末的时候女工是怎么度过的，那个周日我就没有去上班。

我发现我下铺的那个女工平时不到六点就要起床去上班，到了周日的早晨不到八点她还是起来了。我说你不是今天休息吗？她说休息了反正也没事干，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还不如去上，也就没那么无聊了。

我对面上铺的那个女孩子周六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她干吗去了，她们就告诉我她去跳炫舞，我说这挺好的，还能锻炼身体。她们说不是，说那叫QQ炫舞，是电脑上的一种游戏。在宿舍里的两个女工就在看韩剧。

看了这样一个女工宿舍的场景，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很无力。如果我们想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怎么可能改变呢？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很多的能量，但是当我们没有方向的时候就会很无力。

我在苏州访谈了一位男工，他跟我说：我小学蹲级了两次，念了八年，都没学会怎么用拼音，后来外出打工，我为了玩游戏，需要打拼音，我一周就学会了。

后来他说，他发现在外边打工工资都特别低，但是有一个工种的工资稍高，就是模具师傅，但是你要想会做模具的话需要绘图。他说我初中几何根本就没及格过，但是为了能够找一份工资稍高的工作，他就把几何书拿出来自学，学完了他就会绘图了。我访谈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模具师傅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改变是非常有可能的，只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我觉得工友思想文化的改变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女工的名字叫佳俊，1986年出生在湖南偏远的一个农村，她出生后不久爸爸妈妈就去广州打工了。三年以后她的弟弟出生了，爸爸妈妈把弟弟带到了广州成为流动儿童，她继续做留守儿童。

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她就住校了，初三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她接到广州去团聚，春节过后她该回去念书了。爸爸妈妈给她买好了火车票，交好了学费，但是她就在床上两天也不起床，也不吃饭，也不说话。佳俊就这样辍学了，那年她15岁。

一个15岁的女孩子怎么办呢？她弄了一个假身份证，搞大了几岁，然后就进厂了。她进了一家制衣厂，工作特别辛苦，每天加班到12点，五一、十一没有一天休息。十五六岁的一个女孩子半年就干不下去了，她就辞职了。

那时候是2002年、2003年左右，一辞职不得了，她找不到工作了。半年以后终于在另外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她就老老实实地上班，这家制衣厂工作更加地辛苦，有的时候要加班到后半夜两点多。

这样坚持了两年多以后，佳俊实在受不了了，还是辞职了。但这一次学乖了，她在辞职之前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那是一家皮具厂。这家厂是一家讲劳动法的厂子，加班不会超过晚上9点，还有双休日，而且工资也不比原来的低。佳俊就特别开心，觉得自己上了天堂一样。

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佳俊就在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这样两点一线地度过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让佳俊同样困惑的是，有了周末，甚至有双休日，突然有了这大把的休息时间，但是佳俊不知道用这个时间来干什么。

有一次休息，她在街上闲逛，一抬头看到了一个招牌——公益图书室。她就走了进去。原来这是一家为大家提供免费图书借阅的一家公益机构，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

佳俊开始的时候不以为然，后来有一次母亲节的活动佳俊特别感动，从此她就成为了这家机构的骨干志愿者。一年以后，她就成为了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2012年的时候，佳俊创办了一家女工社区活动中心，2015年的时候，佳俊创办了一家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的社区活动中心。

我把佳俊的故事收录到这本书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本书一共收录了34个女工的故事。我写这本书是为了什么呢？她们因为跟我一般关系都比较好，我访谈她们，她们会接受我的访谈，但她们总是会问我：我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写出我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有谁会愿意去看呢？我自己都不想去看。

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找到出路的话，首先要认清现实，还要认清自己，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所以这34个女工的故事，年纪最大的是1951年出生的，她当年是国企工人，年纪最轻的是1994年出生的新工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都折射了社会历史。这些女工她们整个的生命历史，其实也就跨越了我们新中国近70年的国史。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珠珠的故事。她1988年出生在广东潮汕地区。如果你出生在那个地方，你又恰巧是一个女孩子，你又恰巧是家里的老大，那你就得小心了，你很可能就会辍学，珠珠就是这样。她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辍学以后照顾弟妹，14岁就开始打工了。

十多年她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后来有一天她在地上捡到了一张宣传单，上面是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活动。珠珠比较大胆，就去了这家机构。人家告诉她，说北京也有一家机构，那里还可以提供免费的培训，于是珠珠就成为我们工人大学的二期学员，毕业之后在同心实验学校工作。她在我们学校工作了三年，珠珠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原来这就是我想要找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一个人一旦经历过痛苦和黑暗之后，如果他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和光明的话，他一定会向着阳光去生长。我觉得佳俊和珠珠的故事就是这样。

珠珠在我们学校工作了三年之后，2014年的春节回老家了，这是因为春节之前，她爷爷选择了自行了断自己的生命，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把她看大的，珠珠说不希望再失去陪伴奶奶的机会。

还有就是珠珠希望把在北京学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回家乡，她希望家乡的女孩子不会像她一样早早地辍学。就这样，珠珠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现在四年多过去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扩展成三家小小的图书室。后来她还创办了女子夜校。

佳俊在城市，珠珠在乡村，她们一个为城市的流动儿童、打工妈妈和女工们服务，一个在农村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农民服务。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工友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贡献出我们可能看着是很微小的力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