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不扎根也能生長的存在
課程快結束時,老師提議一起拍張大合照。
「自由班」和「會員班」的學員們全都聚集在印有「台中公園太極拳研究所」字樣的紅色布條後方。
人一到齊,大約十五位左右。
老師把手機設好倒數計時,來回跑了幾次拍了好幾張。
我比了個剪刀手,又比了大拇指,還攤開手掌換了幾種姿勢。
嘴角始終掛著一抹看起來很好相處的微笑。
雖然拍得這麼認真,但其實我不太清楚是為了什麼拍。
偷偷問了一位長輩,可惜聽不懂對方的中文,現在也還是不知道。
也許是每個季節都會拍的紀念照吧。
回到家後,在群組裡看到傳來的照片,
忽然有個想法冒出來:
「啊,我真的成為這裡的一份子了啊。」
上週,我領到了「台中市太極拳協會」的會員證。
那是一張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寫著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和入會日期。
顏色是像剛種下的小樹苗一樣,淡淡的嫩綠色。
在台灣,我是個異鄉人。
我無法融入當地人的對話。
語速太快、生字太多,還總是充滿成語與習慣用語。
大多數的內容都只是左耳進右耳出。
裝作聽懂、適時點頭微笑的表情演技,說實話,可能我比不少演員還拿手。
我插不上當地人的話題,也沒有能一起喝啤酒的鄰居朋友,家人更是一年才見一次。
這樣的生活雖然有時不太方便,
但某程度上也是我自己選擇的。
因為,作為「異鄉人」生活,有種莫名的解放感。
如果用衣服來形容的話,
這種感覺就像脫掉一件又重又不保暖的廉價大衣,
不再縮著身子、雙臂交叉抱緊自己,
而是穿上一件質地輕盈卻高級的絲質襯衫,
讓身體隨風輕盈搖曳,
隨著腳步自由走著的感覺。
我在韓國最後待的公司是一家約有一百二十名員工的大型出版社。
人多,自然也有不少和我同齡、二十多歲後半的女同事。
剛入職沒多久,主管說要介紹一位和我同歲的鄰近部門女職員給我認識。
很快,我、主管、那位主管的同事和她本人,四個人一起吃了頓義大利麵午餐。
有點像是大人們安排的聯誼一樣。
主管大概是希望我能交到朋友,更快適應公司環境。
但我坐在她對面,卻一點也提不起興趣。
跟我這種尷尬的相處方式不同,
公司裡的女同事們像朋友一樣親密。
下班後一起吃飯、喝酒,甚至會互相去對方家裡辦小型派對。
談戀愛時還會幫忙介紹對象,後來真的結婚的也有幾對。
但那樣的聚會中,通常沒有我。
我不知道該聊些什麼,硬擠笑容與回應對我來說太耗神,
像是用勺子一勺一勺地把精力舀出去一樣。
我原本就不是朋友很多的類型,
偏偏那間公司活動又特別多,
更讓我顯得格格不入。
我是個邊緣人。
也許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原本偶爾出現的「寂寞」,
漸漸成了我心裡的主角。
在工作中,我有自己的「位置」,有該專注的任務,所以還能應付。
但到了員工旅遊或全公司聚餐這類場合,我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與其尷尬地待著,不如就這樣消失在空氣中,或融入牆壁、變成一朵壁紙上的花。
日本電影《百萬圓女孩鈴子》裡有句台詞這樣說:
「到哪裡都格格不入,反而讓人想去個沒人認識自己的地方生活。」
我也曾經這麼想過。
在那樣的地方,即使感到孤單,也只是正常而已,不值得悲傷。
三十歲那年,
在別人都在結婚、升職的年紀,
我選擇了來到一個沒有任何熟人的台灣,開始打工度假的生活。
來到台灣的第一個月,
我什麼都沒做,也沒和任何人見面。
當沒有人可以說話時,
最先消失的,是「聲音」。
除了在便利商店和餐廳點餐講的幾句話外,
一整天幾乎沒有機會聽到自己的聲音。
偶爾和誰講到電話,甚至會覺得自己的聲音有些陌生。
隨著聲音逐漸模糊,我的存在感也一點一點淡去。
我原本是希望沒人認識我,才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結果發現,當真的沒人認識你,會產生一種——
彷彿從這世界上消失了的感覺。
最後,我走出門。
決定從學語言開始。於是報名了中文補習班。
這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
現在我在台灣有了工作、有了協會的身份。
和人們在一起時,常常感覺很溫暖,
但有時候,我又會想逃離一切。
我到底是個渴望歸屬的人,
還是更適合獨處的人?我也不確定。
我一邊努力寫文發文,
一邊又覺得被關注太讓人有壓力。
矛盾。
有天,有人對我說:
「你這種人,像是沒有根的人。」
那句話我覺得很冤枉。
我也是有「根」的。
根本不一定要扎進土裡。
有些植物扎根於土,有些則漂浮於水上。
每次看著我家陽台的植物們,我總會想:
水生植物長得好好的,
但土裡的植物不是死了,就是快死了……
大概是我的氣場問題吧?
我希望沒人認識我,
但又想變得有名。
被關注讓人壓力山大,
但我還是持續寫字、持續發文。